以前的我，从不相信未见面的陌生人，也会成为真挚的朋友。

1988年～1989年，在云南前线参加对越防御作战。在阵地上，目睹了生死之恋、血火之浴，见证了豪迈与悲壮并存、惊悸与忧虑同在、思念的滋生与情感的压抑并不矛盾、爱与恨源于同一种基因的战地生活。便产生了许多稀奇古怪我想法，最终萌发了写诗的欲念。

写诗，对我来说是“新媳妇坐桥——头一回”。记得写第一首诗时，近乎文不文、诗不诗的“出格”作品，被某刊退了回来。便认为自己不是写诗的“料”，可我这人有个“恶习”，任何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更何况自己从未有过写诗的历史。便硬着头皮“啃”了不少关于诗歌方面的理论书籍。终于有一方“豆腐块”见了报，那是发表在《含笑花》诗报上的《绿》。当时，那股子高兴劲，甭提多神气。走在人前，绷着得意的面孔，故意提高嗓门说话，还大谈阔谈诗歌，俨然一副“诗人”的派头自居。只有自己知道底细——胸无点墨，肤浅得很。

有幸拾得兄弟部队丢下的一本《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便视为珍宝，爱不释手，天天读，时时看，几乎背得熟了。几个战友见我对诗歌如醉如痴，背地里叫开了“业余诗人”的绰号。说“诗人”不敢当，说”业余”一点不假。当时，战事频繁，很难有自己的创作时间，总是在与时间打 “拉锯战”，见缝插针。正是在这种忙中偷闲的情况下，从《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上认识了杨建莹、兰焱同志，便冒昧地给二位去了信。杨建莹从山西寄来她发表的一篇小说复印件，信中言及“写诗难呀！”之类的话。倒是兰焱，象关心小兄弟一样，从广西柳州给我来了无数封信，而且有问必答。对诗词歌赋的创作给我作了详细讲解。这时，才真正晓得写诗——正如杨建莹说的“难呀！”。正是这“难于上青天”之难，才使我“牛脾气”大发，更加迷恋诗歌、更加醉心于诗歌，而且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势。经友人的指点和鼓励，离开阵地时，半年中我发表了三十多首（篇）作品，并被吸收为“南国诗会”会员。

回到营地不久，从《战旗报》上读得某炮兵旅通讯员傅晓英的诗。这个时候，自我感觉能鉴赏诗歌了。对傅那种清新活泼、个性鲜明、富于生活情趣的诗产生了兴趣，不自觉地又给傅晓英写去了求救信。作为军旅中人，她是倾其所有，为我改稿；并对诗的情感流露形式以及其它方面予以耐心指点。不久，参加《战旗报》“山河颂”征文、《女友》杂志“情人岛”征诗大奖赛中，双双获奖。那高兴劲儿，可真是“乐死人”。无形中更激发了我的创作欲望，增添了我对诗歌的偏爱。

解甲归来，承蒙《名城诗报》副总编方航仙先生指点迷津，自己的诗总算按自己的意思表现出了点儿个性。但总是自形惭秽，觉得自己的创作水平离各位关心我的陌生朋友的要求甚远，有一种负疚感。负疚的同时，除了不断加强学习、笔耕不辍之外，仍厚着脸皮求教四方。由于诸如建莹、兰焱、晓英、航仙一样的挚友们的关心与扶持。在1990年北京亚运前夕，参加《名城诗报》“新星”诗赛获二等奖，并有作品收入《名城诗歌选萃》和《袖珍诗展》。随后,又得到中国乡土诗人协会夏雨常老师的忘年相帮和指教，相继有诗歌和小传收入《中国当代诗人大辞典》、《中国当代诗人代表作》。并成为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自己却不敢有丝毫的松劲，而且倍感一日不练笔，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生活无形中跌进孤独一般。才知道从写诗的第一天起，诗歌也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有人问我为啥写诗？我说：一方面为了关心我、支持我诗歌创作的陌生的真挚的友人；另一方面源于我对生活的执着追求。他们听后，却报之一笑。这笑，不知是赞喻？还是嘲讽？反正我毫不在乎！

我在日记中写道：“……船漏/帆破/任它漂流生活的海洋/从未畏惧狂风暴虐……手中有一支笔/心中有陌生的朋友/能挥化一切险恶与狰狞/使我在大海泛舟/寻得黄金海岸……”。

如今，为了生计四处漂泊，我已与杨建莹、兰焱、傅晓英、方航仙、夏雨常等老师失去联系。即便如此，我却珍藏着他（她）们与我的友情，以此促使自己因一种责任，为繁荣诗歌文化尽一点微薄之力。

感谢您们，陌生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