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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琴声里有天空 ——序《弹琴的人》
马启代
题目来自丁小龙一首诗中的句子，这首诗名叫《琴声》，应和了这本诗集的整体声调，也契合了这本诗集的抒写角度。那就是忧伤的音色意绪和旁观者的姿态。故我认为这是一部声音之书，也是一部精神之书。 丁小龙是占森的原名，也就是说，他的处女诗集《三更，敲钟人》2017年在“长河文丛”出版时所用的“占森”是他的笔名。从《三更，敲钟人》到这部《弹琴的人》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他以“人”为主旨的坚韧的、持续的书写显然不是来自年轻气盛的心血来潮，这种给世界敲钟、给世人弹琴的努力肯定来自强烈的文化使命和道义驱使，不但与“文学是人学”的习惯性定论貌似接续，而且其启蒙的和英雄主义的内在追寻具有稀缺的时代感召性。早在阅读《三更，敲钟人》时我就感受到了丁小龙与俗常的写作者们不一样的精神气息和美学气味，认定他是一位自觉寻找高度和难度、善于挑战自我的写作者，早已跳出了“盲动写作”的阶段，而趋向于“自觉写作”的过程，具有鲜明的知性特色，他的诗句散发着浓重的学院味道和明显的超验体悟，其文本皆为精心、用心、煞费苦心之作。因此，我当时也套用了他的一句诗作为序言的题目，那就是《执拗而并不确定地飞着》。今天看来，他虽说不确定，却有大方向，虽执拗，却非执迷，一路不停息地飞来，让在更声里被敲醒的人聆听划过天际、冲荡尘世的悠悠琴声。因为正如作者所言：“每一个人啊，都是弹琴的人，都是试图与众不同的思想者。”沉寂中响起的每一个音符都足以抚慰、惊醒、激励迷茫和昏睡的人，在作者看来，琴声也是武器。 从这个基点出发来阅读这本诗集，字里行间不时传来的就是诗人灵魂的音乐。“音乐”与“声音”当然不是一回事，它们在社会学、哲学、美学等范畴里甚至差异巨大，但在这里我所指的“灵魂的音乐”大致等同于“诗的声音”。艾略特在《诗的三种声音》中曾说：“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或者是不对任何人说话时的声音。第二种是诗人对听众——不论是多是少——说话时的声音。第三种是当诗人试图创造一个用韵文说话的戏剧人物时诗人自己的声音；这时他说的不是他本人会说的，而是他在两个虚构人物可能的对话限度内说的话。”丁小龙的这本诗集三类声音并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本诗集以写实题材为主，并以“剧情美”来为自己命名——尽快这一点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思考修正。但就本书呈现出的丰富性和多元化审美元素而言，当属于值得肯定的有效探索。他“将音乐的启发与诱导性给予还原、对存在的意义与矛盾面给予还原、对意境的价值与唯美性给予还原、对剧情的发展变化与在场感给予还原。”从而让人在陌异的审美刺激下获得鲜活的阅读快感和精神启迪。他所主动选择的把“我”置于外在和边缘的尝试，拉宽了诗歌的时空视域，增强了创作的自由度。丁小龙立足“现实”和“现场”，着力“刺穿”表象、还原”真相的诗意“挖掘”，使其诗的气脉沉郁、音色苍凉，应当说，他“灵魂的音乐”充满了“真气”。陈超曾说，现代诗的“声音”没有预设，好的现代诗都是原创之音，因为声音也是意义的一部分。我也曾在《诗之“气”论》一文中对诗之韵律、节奏、语感等做过梳理，并涉及到“声音”的论述。 如果说丁小龙的这种写作追求让我认可并褒赞，这一切当来自他诗歌写作本身背后的人格修养和精神修为。我们知道，一个好的作家或诗人，一定常常陷入新的困惑甚至不自信中。按照我的理解，一般的诗人即便脱离了浅俗，也难免偶尔成为主流或流行声音的合唱者，而优秀的诗人如果仅止于优秀那最多是艺术本体的得道者，只有具有杰出和优秀向度的诗人才能同时成为历史的责任人，他们是世风和潮流的敌人，不盲从和邀宠，也学不会附和和迁就，只执着于自己的热爱，忠实于“诗与思”的本色，故传递出的是思想的声音，从而构成自由意志和美学精神的脉流。他自己也有这样的表达，认识到一个诗作者不能满足于老腔调和旧习惯，而要不断地推翻和重塑自己。从《三更，敲钟人》到这部《弹琴的人》既贯穿着诗人不变的精神突围，也印证着他艺术上的不断蜕变。表现在语言上，那就是他本已脱离和警惕的“散文化”“口水化”“泛道德主义”在新诗集里表现为对这一切的重新认知、提炼和化用，在干净、凝练的语言基础上增大了诗句的吸纳力和包容性，从美学和精神层面有着向“繁复”探索的趋向。“繁复美学”是我明确提出并已践行五年的诗学主张。丁小龙走得路数虽与我有异，但在从简约（不是简单）到复杂（不是芜杂）的美学追寻上有着近似的轨迹。记得张炜曾在一篇《没有神性写作，不可能抵达真正的深邃和高度》的访谈中谈到过“单纯的作家”和“复杂的作家”的问题，他以托尔斯泰为例，对复杂的作家所体现的综合价值给予最高的评价。我们对繁复的追求，当然首先要来自精神和经验的丰厚。 无独有偶，丁小龙的《家》这一系列的作品令我想到自己早年写过的“家”系列和“石头”系列的诗，这些作品也让我相信，我们笔管里流淌着何等相同的血脉精神。这也让我同时对他在《一种冷》和《在三月》里所写到的对“冷”的感受和在《她怕》中写到的对“怕”的恐惧感同身受。他在《花》中写到的渴望和小心翼翼的心理体验以及在《与琴书》中连续三个“远一点”所体现出的惊恐无奈，无不体现出诗人的“真性情、悲悯心和大情怀”，而这，正是赤子诗人奖所奖掖的人生和艺术精神。当我们整体打量这部诗集时，诗人用“冷”“怕”和“远一点”三个意象所描绘和勾勒出的精神图谱，不正是给一群人所画出的灵魂肖像吗。由此，我想到任剑涛在《从自在到自觉——中国国民性探讨》一书中有关历史与理性的论述。是的，我们需要思想家，需要理性，无论是国民性改造还是艺术创作（过去我们在被误导中片面地误解或曲解了这一命题）。事实上，历史理性，主要处理历史与理性的问题，让我们真正认识自己，成为现代人；而艺术理性，主要处理感性与理性的问题，让我们真正认识艺术，成为好诗人。正如诗人自己悟到的，“细腻而敏锐的诗性捕捉与多重的辨识度”并不矛盾。也如我在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序言中所说的，一个真正正常的时代，既不需要“守旧”也不需要“先锋”，因为“守正”才真正具有“先锋”的意义。而“守正”就是对“人之本性”和“诗之本质”的守护，具有我一再强调的“唤醒”和“捍卫”的意义！ 拉拉杂杂，皆为阅读所感，权为序！ 2018年暮秋 明夷斋 （马启代，诗人，诗评家，“为良心写作”的倡导者，中国诗歌在线总编，“长河文丛”主编。曾获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奖、首届亚洲诗人奖等，入编《山东文学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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