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宁从一而深造，毋泛涉而两失”，这句话最早我是听恩师、著名语言学家张寿康在课堂上讲的。它出自清代诗人袁枚的《答友人某论文书》，说的是做学问要专一，要自律。恩师的言传身教，使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切的理解，并把它当成座右铭。

在我看来，“宁从一而深造，毋泛涉而两失”的“一”指的是专业方向，其关键是找准、聚焦专业方向。确立专业方向，从客观方面来说，要适应民族的振兴、国家的需要；从主观方面来说，要适合自己的个性和特长。当客观的需要与主观的兴趣、自己的优势相一致时，我们就会激发强烈的探索精神，乐此而不疲。

大学阶段是决定人生道路与专业方向的关键阶段。读大学时，我分析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客观条件，希望成为一名研究文学的学者。这期间，我尽可能读了一些中外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诸如《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做了些读书笔记，思考了些问题，在做学问的路上有了最初的起步。

1978年3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诗歌评论处女作《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中的幻想》。这篇文章的发表正赶上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两周年，我在文中分析了《天上的歌》如何以一个小朋友自述的口吻，叙述他在梦中同周总理会面的场景，传达出孩子们的思念之情，借此点出可发挥儿童诗富于幻想的特点来反映现实内容。正是《光明日报》的这篇文章，让《诗刊》编辑知道了我。那时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在即，《诗刊》编辑约我写一篇评论高士其“科学诗”的文章，就这样渐渐地我走上了诗歌研究的道路。

回顾我走过的路，有个明显特色，那就是诗歌评论的写作与诗歌理论的研究并重。对于诗歌评论家来说，仅仅是沉浸在诗作中欣赏品味是不够的。要知道，诗歌评论对于诗歌现象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是对诗歌文本的超越，因为诗人通过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是活生生的意象或意象群落，而诗人的本意或者说诗歌的深层意蕴，却是隐藏在后面的。只有通过诗歌评论的阐释与破译，诗作的意义与价值才得以充分实现。

此外，诗歌评论家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于作家或艺术家，而是更接近理论思维绵密的人文学者。诗歌评论家对作品不仅要感受、体验，还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诗作的思想内涵与美学特征，并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观念作出审美评价。这就意味着要对诗歌现象进行充分的观察，并对之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才能做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判断。因此，我在追踪当下诗歌潮流、品评当代诗人作品的同时，一直在进行有关新诗理论建设问题的思考。一有了片段的想法，便写成单篇的文章；较为系统的思考，则体现在几部专著中，在诗歌史研究领域越走越深。

“宁从一而深造，毋泛涉而两失”，这“深造”二字，体现了为达到目标而付出的辛勤劳动与不懈追求。做好诗歌评论、诗歌理论研究工作，还要求对中国古代诗学文化与现代科学知识和理论有深厚了解。因此，我高度重视阅读与思考。古人讲“俯而读，仰而思”，就是说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动笔墨、做笔记就是思考的一种方式。过去许多年里，我做的读书笔记都在笔记本上，本子一多，要查找一段资料就得慢慢翻，费时费力。后来，我选用了卡片法。虽然单张的卡片相对笔记本或活页纸而言容量有限，但它的最大特点是灵活，便于整理、分类。同类内容的卡片积累多了，可设置一个导片，放置在卡片柜中，查找起来十分方便。

不只如此，记卡片以及给卡片分类的过程，还是整理思路的过程，也是使自己的知识系统化的过程。我置办了自己的卡片柜，从最早在卡片商店买的4屉布面的小型卡片柜，到后来在旧货店买的16屉卡片柜，再到搬到西郊后重新打制的占一面墙的64屉卡片柜。自从电脑普及后，我开始在电脑中设置文件夹保存资料，但是我没有完全放弃卡片。看书时不忘在卡片上写下点滴心得，出去开会也不忘带上一沓卡片把听到的精彩处及时记下，遇到问题时，也不忘打开卡片柜寻找一些思维的线索。卡片柜就像我身边的百宝箱一样，须臾不离。

曾经有人问我：“40多年来，您与中国新诗不离不弃，是靠什么力量走过来的？”我的回答是：“一个字——爱，对文学的爱，对诗歌的爱，对理论批评工作的爱。”一个人只有充满对事业的爱，才能激发强大的动力，一厢情愿地投入，乐此不疲，甘坐冷板凳，“衣带渐宽终不悔”。我的好朋友钟文先生说过一句话：“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坐在书桌前，读自己想读的书，写自己想写的文字。”我非常认同。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只有在书桌旁才能找到心灵的安慰之所，才能成为自己，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自由感。

不知不觉间，我已进入耄耋之年。1996年，我在给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的第一部著作《诗学：理论与批评》所写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是加倍寂寞的事业。”这是我当时心态的写照，现在时间过去了近30年，我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苏轼《浣溪沙》词云：“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我愿秉承苏轼这样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坚守我的人生追求而矢志不渝。

（作者：吴思敬，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本报记者杨桐彤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