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敬：在中国驻校诗人二十年回顾座谈会上的发言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自2004年起实行22年了，一路走来，历经坎坷，殊为不易。期间有江非、路也、李小洛、李轻松、邰筐、阿毛、王夫刚、徐俊国、宋晓杰、杨方、慕白、冯娜、王单单、张二棍、灯灯、祝立根、林珊、谈骁、吕达、侯存丰、龙少、梁书正等22位诗人驻校。今天大家像亲人般聚会在海南，十分难得，面临着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回顾这二十年来走过的历程，我不禁感慨万端。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设立基于两个契机。第一，是本世纪初首都师范大学获教育部批准，成立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作为全国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心”除去要承担诗歌与诗学理论方面的重点科研项目外，还要与社会有更广泛的联系，培养诗歌人才，普及诗歌教育。第二，是《诗刊》的改版。当时《诗刊》的主编是叶延滨、编辑部主任是林莽，他们锐意改革，新辟了面向青年诗人的“下半月刊”，与此同时《诗刊》设立了“华文青年诗人奖”，每年一届，评出三位获奖诗人，出一本获奖诗集，开一次研讨会，并从中遴选一人作为驻校诗人。《诗刊》社提出了的由首都师范大学设立驻校诗人制度的建议，与我们的想法一拍即合。当即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向首都师范大学领导打了报告，很快获得校领导批准，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2002年华文青年诗人奖进行首届评选，获奖者为江一郎、哑石、刘春，当时驻校诗人制度尚未确立，这届获奖诗人中也就没有驻校诗人。2003年华文青年诗人奖进行第二届评选，获奖者为江非、雷平阳、北野，从中遴选出江非作为首都师范大学首届驻校诗人，于2004年9月份入驻首都师范大学。

在本世纪初，驻校诗人完全是新鲜事物，首都师范大学以前没有过，其他学校也没有相关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想，既然叫驻校诗人，那就必须驻校。可这就是个难题，因为首都师范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有接待访问学者，都严格受住房制约，一个萝卜一个坑。我去房管科商量，能否给驻校诗人提供一间单独的住房，但学校根本没有空房。后来想出一个办法，让江非与一位访问学者合住一个房间，总算临时解决了住的问题。但让住校诗人与别人合住一个房间，也不是长远之计。因为驻校诗人要思考，要写作，需要有自己单独的创作空间，与别人住在一起，难免会互相干扰。既然房管科解决不了，我们就决定到校外去找房。这样在第二位驻校诗人路也入校之前，我们就开始在学校附近给她找房子。当时我和我的夫人骑着车，在八里庄街道和紫竹院街道跑了许多小区，终于在离首都师大不远的北洼西里小区，找到了一个条件较好、价位合理的二居室，租了下来，还给路也找了一个伴，就是我当时带的一位韩国博士生金慈恩，她们俩各住一室，共用客厅、厨房、洗手间。路也就这样与金慈恩同住了一年。不过北洼西里是在校外，考虑到女孩子住在校外不太方便，也不太安全，我们下决心在校内给驻校诗人租一套一居室。恰好得知信息工程学院院长有一套校内的一居室，原是他女儿住，女儿出国了，这套房便被我们租了下来。从第三位驻校诗人李小洛开始，这套一居室房子就成了驻校诗人的公寓。房子的窗外有棵高高的白杨树，生机茂盛，绿叶扶疏，成为陪着诗人阅读、写作的一位伙伴，被多位住校诗人用不同的语言加以描述。从第三位驻校诗人李小洛到第十七位驻校诗人林珊，一共有十五位诗人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随着房地产市场不断升温，这套房的租金也不断上调，由一年1万8千元，升到一年6万5千元。这笔钱由诗歌中心的办公经费支付。直到2021年因财务部门不允许改变资金使用用途，这套私人房子无法再继续租下去，只能到在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的留学生楼订一间客房，但想要住一年，那原来的6万5千元租金就不够用了，当第十八位驻校诗人谈骁到来的时候，便只能住两个月了，上学期一个月，下学期一个月。不过，驻校诗人的入校仪式、朗诵会、给本科学生的讲座、与研究生的对话会、驻校诗人的研讨会等主要活动均保留了下来。比较之前，诗人驻校时间缩短了很多，对驻校诗人与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的深入交流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损失，希望以后有条件时能够得以弥补。

二十年来，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实行，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无论是对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来说，还是对驻校诗人来说，都取得了双向互赢的效应。

从驻校诗人的角度说，他们从走出校门，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早就希望有回到校园再学习、再充电的机会。首都师范大学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的学习、进修的条件。驻校诗人可以利用学校的现有资源，包括开通校园网、办理校园卡，学校的图书馆、诗歌中心的资料室全天候为他们开放。他们还可以利用首师大距离国家图书馆较近的条件，到国家图书馆去看书和查资料。驻校诗人杨方说：“我在首师大图书馆系统地阅读了一些这些方面的书籍，并且详细地做了五本厚厚的笔记。在我阅读的这些书中，有《穆旦译文集》，有拜伦的长诗《唐璜》，惠特曼的《草叶集》，弥尔顿的《失乐园》，辛波斯卡的《我曾这样寂寞地生活》，阿多尼斯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荷马的《伊利亚特》等，首师大图书馆找不到的书，我就去国家图书馆找。我要求自己每个月平均有七到十天的时间呆在图书馆里看书。……在这一年学习结束的时候，我整理了一下读书笔记，我总共读了五十四本书，可能还要多些，有些可能没有被记录。这其中还不包括对杂志的阅读。” 应当说，这样的阅读量，是相当惊人了。此外，驻校诗人还可以在首师大各学院任意选听感兴趣的课程与讲座，有的诗人除了听首师大教授的课程与讲座之外，还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旁听了他们喜欢的课程。

对驻校诗人而言，写作是他们驻校生活最重要的内容。安排诗人驻校，就是给他们创造一个安心写作的条件，尤其是那些来自基层的诗人，他们可以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心思在创作上。至于驻校诗人写什么，怎样写，学校不加任何干涉和限制，也没有数量和品种的要求，给他们充分的创作自由。实际上，每一位驻校诗人都非常珍惜这可贵的驻校机会，时间抓得非常紧，那棵白杨树下的驻校诗人公寓的灯光，常常亮到后半夜。驻校诗人来这里之前，平时的创作，多是孤军奋战，很难有与评论界交流的机会。首都师范大学则给他们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专门安排了资深教授与驻校诗人保持联系与交流，对其作品和创作方向提出批评与建议。与研究生的对话更是平等的、真诚的，青年学子们往往坦率地说出阅读驻校诗人作品时美的或不美的感受。在与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评论家与读者的交流中，在不同诗歌观念与诗学主张的碰撞中，诗人们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诗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也有了新的感悟。

驻校诗人立足于首都师范大学，除去可以利用学校自身的资源外，还可以大量运用北京的资源。北京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在地，驻校诗人有机会参加中国作协及其所属的《诗刊》社、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等举办的诗歌活动。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国作协立刻组织了赴震区慰问与采访团，当时就把驻校诗人邰筐吸收进去。邰筐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到了汶川，回来写了不少动人的诗作。此外，首都师大还为驻校诗人提供与兄弟院校交流的机会。比如介绍李轻松、邰筐、徐俊国、王夫刚、宋晓杰等到北京语言大学同外国留学生座谈，为他们讲课，很受欢迎。那些今天的汉语水平较高的留学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汉学家，他们和这一代青年诗人接触后，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对驻校诗人来说，最难忘的，恐怕就是在驻校结束的时候召开的有关自己诗歌创作的研讨会了。在通常情况下，为身居基层的年轻诗人开专门的创作研讨会，那是很难的。首都师范大学在驻校诗人结业时开的研讨会，是很正式的，有很高的规格，参加人除去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与学生外，还特邀过包括谢冕、韩作荣、叶延滨、唐晓渡、张清华、王家新、西川、蓝蓝等在内的重要诗人和评论家。而且提前三个月就发出会议通知，把驻校诗人的作品发下去，让大家准备论文。开会前编印好有关这位诗人的研究论文集。研讨会上，驻校诗人汇报驻校一年的体会与成绩，与会诗人与专家则对其一年的驻校生活及其创作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本研讨会论文集，一次充满诗情与友谊的研讨会，对驻校诗人说，这是他驻校结束时收到的最为珍贵的礼物，诗人和专家们的意见，青年学子的热切期待，对他未来的创作将发生深远的影响。

驻校诗人通过一年的驻校生活，他们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自信，驻校的确成了他们诗歌创作道路上的加油站。杨方在离校的告别会上深情地说道：“对于这一年的学习，我无限热爱和留恋，我甚至希望驻校不是一年，而是三年，五年，甚或十年。不是我贪心，是因为在首师大每一个读书的日子都是那么明亮而饱满，我像一棵绿萝，拼命吸取水分和营养，然后不断从身体里长出身体，从绿叶里长出绿叶。这一年的学习帮我打开了视野和思路，学习也使我对自己的诗歌写作变得更加自信和坚持。无疑，这要感谢学校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安心学习的机会，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学校系统地安排了诗歌研讨、讲座、对话、访谈、诗歌朗诵和给学生上诗歌课等形式，建立了诗人与学院、评论家、国内外研究者的立体联系和深层互动。学校对服务诗歌的公益心和扶植诗人的赤子心，以及细致琐碎的工作中闪烁的诗歌良知和纯粹品质，让我感动。这些美好的人和美好的事，都与诗歌有关，又超出了诗歌本身。因为这一年的学习，我对诗歌的感恩和敬畏与日俱增。”

在思想上、艺术观念上受到启迪的同时，驻校诗人们也交出了丰硕的创作成果，有的诗人在离校的同时便出版了新的诗集，如阿毛的《变奏》、徐俊国的《燕子歇脚的地方》、 宋晓杰的《忽然之间》、杨方的《骆驼羔一样的眼睛》。李轻松驻校期间写出了诗剧《向日葵》，并在小剧场演出，十分成功。有的诗人离校之后，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有的进入了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有的诗人则转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在他们眼里，驻校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至于后来，他们所获取的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各种诗歌奖项和荣誉称号之多，就举不胜举了。

从首都师范大学学生的角度说，驻校诗人的到来，大大丰富了他们的文学生活，在诗人与学子间架起了心与心之间的桥梁。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中，历届都有诗歌的爱好者，成立了“唳天诗社”，但未形成持续性的影响，一批骨干毕业了，就会消沉一个时期。此前，也有过诗人进校园，比如曾请西川等诗人给学生开过讲座，但都是一次性的，未形成制度和传统。驻校诗人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首都师大学生的诗歌生活。不是一位，而是一连二十位当下活跃的青年诗人就在你的身边，这对年轻的学子说，是何等的幸运！同学们不只看到了诗人头上的光圈，更看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一面。驻校诗人在校期间，做了大量诗歌教育与普及方面的工作。他们给本科生开诗歌讲座，与研究生对话、座谈，参加并指导学生文学社团的活动。他们的到来，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因为以前同学们只是在报刊上、网络上了解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现在诗人来到了身边，他们可以近距离地与诗人接触、交流，这种活生生的诗歌教育是他们过去难于感受到的。驻校诗人以对当代大学生写作的深刻理解，与同学们平等地对话，审阅、修改他们的诗歌作品，有时还挑选其中的优秀作品推荐给诗歌刊物。正是在诗人的带动下，一股诗歌创作的潮流在学生中间潜滋暗长，一些学生不只是在校刊校报，而且在社会上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诗作，《诗刊》就曾为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创作开过专栏。正是在校园近距离地与学生的接触与互动中，驻校诗人们言传身教，在青年学子中播撒了诗歌的种子，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自觉的诗歌读者群，一些年轻的校园诗人也开始崭露头角。

这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驻校诗人与首都师范大学研究生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对研究生的培养与驻校诗人的提高之间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霍俊明是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他入学的时间大致与首都师范大学建立驻校诗人制度同时，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他与驻校诗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霍俊明与首届驻校诗人江非同属“70后”，读博期间相识，因诗而成了好友。以致霍俊明在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序言中开篇即写道：“2007年1月22日，内蒙古额尔古纳的茫茫草原为皑皑白雪所覆盖。当江非把一册自己刚刚打印装订的诗歌小册子《纪念册》递给我的时候，我强烈感受到了诗歌在一代人手中的热度和分量。……从额尔古纳回来之后，江非为我们的这次相逢写的一首诗《额尔古纳逢霍俊明》成为我写作这本书的动力之一：‘你、真理，和我/我们三个——说些什么//大雪封住江山/大雪又洗劫史册//岁月/大于泪水/寂寞/如祖国”。可见驻校诗人江非在霍俊明心目中的地位。霍俊明与驻校诗人的交往与互动，直接促成了他的首部学术著作《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诞生。这部书带有真切的现场感和原生态性质，为自己，也为包括驻校诗人在内的一代人的文学活动留下了历史见证。霍俊明为他的同龄人——70后诗人所写的这本书，标志着他已走出了学院式的研究模式，找到了一条适宜自己的学术道路。作为同龄人，他很容易就与70后的诗人形成良好的互动，他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些诗人的脉搏的跳动，他能理解这些年轻人的血性与躁动不安，也能觉察出他们的局限与不足，从而写出了这代人清醒而困惑、守旧而背叛、沉默而张扬、单纯而复杂的精神世界，以及“前有标兵，后有追兵”的尴尬处境。霍俊明毕业之后，继续关注驻校诗人。他与首都师大前后十几位驻校诗人都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对这些诗人做了多次的深度访谈，并为每位诗人写了专论，成为研究驻校诗人的宝贵资料。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十年实践，除去让驻校诗人与首师大的学生受惠外，还能够触发人们对文学人才培养及文学制度创新的联想。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不仅基于诗歌意识和表现形式的变革，也离不开文学人才的培养体系和相关文学制度的保障。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建立在自然经济与小农经济的背景下，以私塾式、作坊式的教育为主要传承方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诗歌的发展与报刊媒介、新式学堂、文学社团等的出现，特别是文学制度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和传播的结果，文学审美意识变迁的背后，必有文学制度的参与和运作。文学制度制约和引导着文学发展，包含文学人才培养在内的健全的文学制度的建立，是文学健康发展的保障，也应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予以创新。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诗歌人才的培养，基本是在中国作家协会与地方作家协会系统内进行的。主要是靠作家协会系统的专业作家、合同作家制度，也包括中国作协及地方作协所办的文学讲习所、文学院，以及形形色色的不同主题的作家班等。这种体制具有“官办”色彩，而且由于作家协会力量有限，再加上各级作协普遍对小说家重视，成了如艾青当年批评的“小说家协会”，能为青年诗人提供的服务与进修机会实际并不多。

   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制度的建立，打破了由作家协会进行封闭式培养的传统思路，调动了教育部门的资源，把教育与诗歌、校园与诗人联系起来，让诗人与诗歌进入社会的公共空间，既为莘莘学子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又为青年诗人的成长提供了一片沃土。当然，驻校诗人制度之所以能在首都师范大学坚持下来，是由于有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这样一个实体。这个条件不是一般有中文系的学校就能办到的，不仅需要稳定的经费的保障，而且应当有一支有相当实力的诗歌研究队伍，有一些热心驻校诗人事业的人士。驻校诗人制度是多元的，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制度只是其中之一。实际上，每所大学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自己的驻校诗人或驻校作家制度，通过不同的方式为教育与诗歌、教育与文学的结缘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