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木

        对于常人来说，诗歌无关紧要；而对于诗人来说，它是生命精神的全部。很少有人知道莎士比亚、华兹华斯、弗罗斯特、聂鲁达、惠特曼们，即便知道，也是教科书常规影响教育中的大概而已。因为，这些东西，并不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知与否，照样过着很好的生活。有的时候，倒是诗歌遇到了音乐或影像艺术或舞台艺术，诗歌才对人类产生吸引力。但欣赏诗歌需要更大的耐心和注意力，且需要鉴赏力和分析能力以及对诗歌人文情怀的认知能力。这时，人们似乎觉得诗歌不是很好的东西，不是用来吃喝玩乐的东西，人们怀疑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实用性，也是自然。
       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热达到一定高度。普希金、司各特、拜伦、朗费罗等在世界各地都有读者。诗歌成为人们的公知文化，诗人是公众崇拜的偶像。鲁迅、郭沫若、艾青、徐志摩、海子们，他们成为人们精神的重要部分，是公认的文化时尚。时值今日想来，诗歌过于大众化是否非常。诗歌的抒情和叙述究竟给人类带来了颓废还是消遣、是催人奋进，还是别有用意，诗人的内心感受，以民歌和歌谣抒写好还是用更为含蓄朦胧的技巧表达好，是直抒胸臆好还是含混不清为上。但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看，诗歌与音乐是携手而行的，但事实上，音乐在这个时代占有上风，诗歌却一路衰落。
        原因自然有多方面，上世纪末期诗歌变得“难懂了”。诗人表达现代文化的复杂与分裂。从庞德、希尔达·杜利特尔、艾略特、玛丽安·莫尔、华莱士·斯蒂文森等人的诗歌开始里面包括众多文化指涉，博大的隐喻性、象征性、借指性加强，对读者阅读的要求提高。比如，要轻松地阅读庞德和艾略特，得有希腊和拉丁语诗歌的知识，诗歌欣赏必须要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这对于受过很好教育的读者是平常的，因为他们对古典文学的学习和继承中，是人文素养的基础。但是对于更多读者，教育是功利性的就业基础，其民主化的倾向，对于经典的学习借鉴只属于少数热心人。社会的现代性不需要对诗意的大量注释，自然诗以不解释为由显得“难懂”的可贵和极致化。
         诗歌不能给读者的生活带来变化，但可以影响人的心情和精神。就我而言，阅读和创作诗歌是我生命的重要部分。废寝忘食地读与写，往往把自己拉近漫漫长夜的不眠中阅读诗歌，思考诗歌，注释诗歌。哪怕是简短的几行短诗，总能点亮我的激情和阴暗，给我生活的亮色，自足的成就感。很多时候，有些词，必然出现在诗行中；有些词，无论怎么也与诗歌无缘，这使我考虑得十分不安，甚至整天都在头脑中回旋，是痛苦的取舍与锤炼。
         有的人认为诗歌是非智慧性的，只是情感的产物，不无道理。《古兰经》教导说诗人是危险人，体面的人不理诗歌。因为诗人的存在让这个世界成为柏拉图式的理想国，而在这样的时空里，限制诗人的存在，把他当做真理的荒谬者。在诗人看来，现实是深刻、完美、真实的，与物质利益无关，只与人性情感世界有关，诗歌是不完美的、神经质的、令人寻找远方的艺术表现，是更多世俗所不屑的。
        但是诗歌对读者情感的煽动，正如柏拉图说:诗歌是在挑动读者的“欲望、愤怒、以及其他的感情，渴望、痛苦、欢乐等。”他说“诗歌不是让感情干涸，而是给感情添加燃料和营养”，而只有“上帝的赞美诗和著名人物的称赞”才值得读者阅读。这是一种阅读的隔离，正在隔离着大众化的阅读基础。柏拉图没有完全贬低诗歌艺术，但他对这个行当充满怀疑，因为诗人对于他们的社会地位感到不舒服和自在，他们越来越受人嫌弃，越来越被社会边缘化。就拿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柯勒律治、济慈、雪莱、华兹华斯等，拿李白、杜甫、苏轼等古典诗人们，拿海子、北岛、昌耀们等，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生前很难得到尊重。一方面他们骨子里有着像艾伦·金斯堡嘲笑现实和他们的家囯，不能容忍现实给人类带来的不幸，刚好触及到世俗利益者的利益基础，招致他们的排挤和贬低。对诗人桀骜不驯的天性当作不入流的理由，自然诗人成为社会餐桌上不招人待见和喜欢的客人。
        自诗经以后，孔子一再认为诗歌是教育课程的重要部分，努力倡导诗教的重要性。“不读诗无以言”“读诗三百可以为政矣”，努力让诗歌成为文化的核心。但是，诗歌的有效领地似乎在课堂上，诗歌的评判标准被学院化和被学术“驯化”。弗罗斯特是在校园受到热烈欢迎的诗人，而海子成为在校园放弃生存的诗人。他们过于坚信诗歌的社会影响力了，而但看到，现实对诗歌的不慕，内心的金字塔会被訇然倒塌，心灵的迁徙势在必行，由世俗性哲学观向巫傩式哲学观的转变，也是自然，死亡自然成为诗人精神迁移和追求的终极方向。弗罗斯特在他的“诗歌教育”中强调诗歌运作过程是训练智慧必须的过程。他建议诗人熟练地使用比喻，否则就不是安全的。因为你不能舒服地接受比喻的价值，“你不知道你可以期待乘坐它飞多远，不知道什么时间它会把你摔下来。”雪莱说“诗人是世界上没有被确认的立法者”。诗人乔治·奥朋说“诗人是没有被确认的世界上的立法者。”诗人善于夸张地提出大主张，在“为诗歌辩护”。而世人很少把他当做一回事的。历史上的诗人立法者代表当属李煜了，两晋时期有个北方小国家的国主张轨也能算半个，但他们亡国了，诗歌根本难以“立法”，那种潜移默化的力量隐而不显，它是血脉，只是社会矛盾的调和剂和营养剂。 在多数情况下，诗歌在公共领域的表现很糟糕。“诗人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数人都生活其中的智慧和感情的内在世界”。1942年世界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斯蒂文森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中回顾了二十世纪“如此暴烈”的事实，他把诗歌定义为“从内部出现的暴力，用来保护我们免于外来的暴力。它是对抗现实压力的想象力，从最终的分析来说，它似乎和我们的自我保护有关，毫无疑问，诗歌表达文字的声音帮助我们过自己的生活。”
        现实对生存的压力太巨大，但是诗歌提供了一种抗压力，把试图吞没和消除个人的外部力量推回去。就我个人而言，我所遭遇的失败和沉重打击，足以击垮我整个生命。那个时候，诗歌悄然而至，向我提供了抗压的力量，我是慢慢地从诗歌中拯救了自己的。我阅读诗歌，聆听到小河静静流淌的声讯，这与庞大的社会喧闹和文化失血形成强烈对比。我找到了遁口，可以拯救生命与灵魂的方式，诗歌救了我行将溃败的处境。我本身是教育工作者，更是推行诗教工作者。我担当着诗教的重要责任，我想诗歌是描述常识性经验的语言，对江河湖泊、高山大海、广袤的大地等的感受体验，是“零星的迹象、征兆的瞬间”(苏格兰·阿拉斯塔尔)。我不指望诗歌能改变世界。“诗歌不能造就任何事情。”(奥登语)，它不能创造经济的辉煌，不能改变昏暗腐朽的政治，更不能终止战争和大屠杀令。它以静悄悄的方式，改变读者的内在世界，让人性向善，让人类在思想上发生细微的极易被忽视的显而易见又无法遗弃的元力。诗语的精微和具体，把我们带向“精神的”空间，正如爱默生在《自然》中，提出的三原则：“文字是自然事实的符号。”“具体的自然事实是具体的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是精神的象征。”
        诗歌是自然学的象征意义，是研究自然发现的精神迹象，文字显示自然事实：草木花鸟、动植物与泥土、山河湖海、蓝天白云，亿万沙数等，都是一个精神世界的象征。这与内外部的连贯性无关，只是转喻和隐设，是思想的浪花和瀑布，是悬崖与绝壁。“啊，思想啊，思想时有山和瀑布的悬崖峭壁，可怕、陡峭、深不可测。”(杰拉尔德·曼尼·霍普金斯)
        思想和情感是一部作品的高度和深度。多数人都有思想，情感的喜怒哀乐更加明显，这种个体性的行为，不能认识到与这个世界的关联，不敬畏思想，情感没有传递，自然就产生不了文字。爱默生“精神的象征”中自然的强调，只是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任何庞大的内在世界，都是源于对外在自然的感受和认识。诗歌是我精神的全部， 我无法离开诗歌。它让我表达了思想情感，让我更具体、更深刻、更诗意的生活，让我的记忆和经验留存于历史的长河。